安迪•安德鲁斯所写的书《上得天堂，下得地狱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，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，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”这句话曾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。

     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，户外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年轻人中一种热门的休闲减压方式。越来越多的人背上行囊，把新奇、梦想、辛苦、欢欣一起放到里面，进行一次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，来一场青春的“大探险”。殊不知，这样的“探险”，因为盲目，可能会成为“冒险”，甚至失去生命。

    状况频发的“户外活动” “探险”意外变成“遇险”

    8月4日,在宜昌市黄牛岩景区，23名驴友因不熟悉山路状况被困，与外界失去联系，而进行搜救的消防战士吴威松因极度缺水而中暑虚脱。这已是宜昌市半个月来发生的第4起驴友户外探险遇险事故。在此之前，7月20日，21名探险爱好者在宜昌市兴山县黄粮镇遇险，20人获救1人死亡。7月21日，7名探险爱好者在探险途中遭遇洪水，被困长阳野人溪长达16小时。8月3日，20名探险爱好者在夷陵区乐天溪进行户外探险时一名探险者摔倒骨折，经救援脱险。

    这样的“探险”不仅曾让探险者遇险，也酿成过更大的悲剧。在2010年12月12日的黄山，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海“驴友”通过网上拼团的方式，组团前往黄山未开发区域探险时迷路。经当地部门全力搜救，18名“驴友”安全脱险，但黄山风景区公安局年仅24岁的民警张宁海，却在营救行动中不幸坠崖遇难。

    当驴友面对追求“徐霞客”式的探索经历和现实中无法预知的状况和危险的矛盾，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该不该有呢？

    救援耗费大量公共资源 “说走就走”需承担责任

    “责任自负、风险自担”，是如今“驴友”进行户外探险的基本原则。然而，免责声明无法免责，出了问题还是要承担责任。

    为营救误闯海南三亚小东湾军事禁区的两名驴友，海南海警动用了军舰协助援救。北京“灵山事件”中，北京相关部门动用了直升机以及大量人力物力冒险搜救。上海驴友徐光在喀纳斯无人区失踪时，由当地警方、牧民、户外探险俱乐部、上海户外志愿者救援队组成的多个救援小组上百人对徐光展开搜救。

    诸多“驴友”被困事件的背后，大都存在着出行前无计划、对探险地点的天气地势等因素估计不足、自不量力等问题。甚至还有“驴友”在选择探险地点时考虑不周全，误闯军事禁区等敏感地带，扰乱公共秩序。此类事件频发，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，更令救援人员身处险境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。

    部分户外运动参与者，盲目寻求个人的刺激或“成就感”，既是对自己生命责任感的缺失，也是对社会责任感的缺失。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，每个人在心里和感觉上对其他人都存在伦理关怀和义务，这是社会责任感。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，使得我们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“说走就走”。这种理想主义只存在青春梦幻的文学里，现实中有满鬓斑白的父母为远行的游子牵挂，有无法预知的自然灾害阻挡户外探险的脚步，有心怀不善的人施计欺骗。天真的烂漫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有时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。

    所以，“驴友”出行前了解基本的安全常识与注意事项，制定合理的计划，是对自己负责，对家人负责，也是对社会负责。

    “驴友”户外运动亟需规范 国外管理经验可借鉴

    虽然户外探险遇险后的营救工作往往被指耗费大量公共资源，但这种活动在我国尚处于监管真空地带。目前中国还没有明确法律法规，对民间自发组织的户外自助游活动做出规范，也没有对组织者、参与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做出界定。一旦发生意外，没有明确的责任人来承担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责任，这也给遇难者家属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。

    相比之下，国外的户外活动组织则较为得当，管理也更加规范。华侨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谢朝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道，欧美许多国家对自助探险旅游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进入许可,并按照旅游地的风险等级来要求参与者的资质条件、设备配备条件等，同时将其与能否进行保险赔偿进行关联，从而约束旅游者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。

    “除此之外，还强调利用保险手段来进行风险管控;强调建立融合公共救援、公益救援和商业救援相结合的综合救援机制,提升旅游安全的救援能力。”谢教授补充说，“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解决驴友之困。”

    在国外，户外探险不仅是个体的行为，相关的公共服务业也十分完善。不少专家呼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，规范户外活动参与者的行为，同时也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权益。同时，因所谓“探险”行为造成的侵害，以及占用公共资源或者闯入禁区等行为，也应以立法明文规定补偿或惩戒措施，以此来规范“驴友”们的行为。